7月14日至15日，时隔十年，中央再次以最高规格召开城市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
作为城市建设的目标，“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提法首次出现。
中央历史上召开过数次城市工作会议。每次召开，既是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也从顶层设计上指明了与新阶段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新方法和新路径。
上一次是2015年，城镇化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但污染、拥堵等“城市病”，以及背后规划不科学不合理之处相继出现，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一尊重五统筹”，及时予以纠偏和解决。
十年之后，中央的最新判断是，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
如何落实这五个“注重”，以“提质增效”的思路建好“现代化人民城市”？
不妨先从三组关系入手。
“大”与“小”
前些年有观点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各类“城市病”不可避免，使得大城市的效率和韧性受更多边际效应影响，由此，或应划定城市的规模上限。
城市到底应该多大？大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又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此次会议提出七方面重点任务，第一条就是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这说明两点：第一，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镇化仍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第二，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要强调合力、提升效能。
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体化”是一条重要思路。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从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到周边城市及其下辖市县，都已形成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零部件或原材料制造的产业链上下游分工。这正是“组团式、网络化”的内涵，也有助于减少后续发展中的相互“内卷”、交通拥堵等影响效率的问题。
从全国的城市发展布局来说，分工合作、各扬所长，就是一种提质增效。
“新”与“旧”
城市内部，也有“存量提质增效”。这里，涉及到新旧关系。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历来是创新的载体。发展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当仁不让的使命。
近年来，科技回归都市的全球性趋势愈趋明显，叠加人工智能浪潮下轻资产创新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在城市发轫。都市密集的人才、大量的“第三空间”，促成了创新思维的高频大量碰撞，也为科技产品提供了海量的用户和场景。
城市更新亦在全国各地加速推进。这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强调“城市更新”，此前，党中央、国务院就城市更新已有多次研究部署，《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亦已印发。
此次会议提及的城中村、危旧房、老旧管线改造升级，减污降碳扩绿等，都有新技术新产品的用武之地，既能带来大量产业需求，也能更有效地改善城市宜居环境、增进人民福祉。
但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一味地抛弃传统、追逐新潮——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如何对传统产能进行改造升级，特别是充分考虑产业基础、历史积淀、特色优势，让“旧产业”焕发“新活力”，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任务。
城市更新，并不是一味让城市变“新”。如此次会议强调的，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在今天日显重要。
一方面，保护城市历史风貌，避免出现“千城一面”“运动式更新”问题，方能留住城市的根与魂，弘扬其精神特质。传承文脉肌理，而不是盲目贪大求新，这恰恰是对“城市病”的重要纠偏。
另一方面，留存和活化利用的历史地理场景、景观，有助于拓展城市公共空间的量与质，在招商引资、创新消费业态、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等方面均有推动作用。
找准、用好“新”与“旧”的相互赋能关系，辩证把握、统筹推进，正是“存量提质增效”的关键。
“管”与“治”
城市需要建设，自然也需要治理。
原先，我们更多强调城市的“管理”。近年来，“治理”出现频率更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此次城市工作会议也指出，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
一字之差，背后是城市工作内涵的深层次变革。
对各地而言，从管理到治理，需要在三个层面“提质增效”。最直接的一点，是用好数字化、智慧化手段，有效提升效率和精细度。
更进一层，治理包含管理，又不限于管理，要掌握好“管”与“放”的尺度。
比如现在强调提振消费，但出于安全稳定等原因，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往往有许多限制性措施，可能压制了潜在的消费场景。又比如，城市的用地红线、土地性质，如果框得太死，可能影响投资的可能性和项目的想象力，或许限制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治理的智慧，就体现在对平衡的掌握，懂得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放”，最大程度地增强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而治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主体的变化。
随着城市发展，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综合性，政府不可能做全知全能的“家长”，无限制无死角地解决每一个问题。动员社会力量一起参与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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