嫪毐，本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寺人”，居然被封为长信侯，与文信侯吕不韦平起平坐。这在严格法制的秦朝，显然显得不合常理。为何一个无显赫背景、甚至未曾立下什么赫赫战功的人，竟能得到侯爵的封号？当时的侯爵，拥有极高的权力与威望。其实，真正的权力中心在秦朝的两位侯爵手中：一位是文信侯吕不韦，另一位就是长信侯嫪毐。
这两位侯爵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吕不韦的封地在洛阳，拥有十万户，嫪毐则封在山阳等地，后来又加封太原郡。随着时间推移，嫪毐的封地愈加庞大，甚至被称为“嫪国”，可谓一手遮天，几乎主宰一方。在嫪毐的巅峰时期，他的权力大到连吕不韦都不得不低头避让。要了解当时侯爵的权力有多大，不得不提及秦朝的爵位制度。
展开剩余73%秦朝的爵位体系共有20个等级，而赢傒的驷车庶长，仅仅排在17级。关内侯，作为掌管宗室的职位，也只有19级的地位。长信侯与文信侯则是最高的20级，这样的等级差异意味着侯爵的地位非常崇高，远超普通的君爵。如果有人好奇“君”与“侯”哪一个更高，答案是“侯”要高于“君”，这源自周朝的封建体系。在周朝时期，周天子被视为天下“共主”，而诸侯国的君主——如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的国君，理论上也是侯爵。因此，周天子下封的“侯”比诸侯国的国君还要高出一层。
随着周朝的灭亡，各个诸侯国开始自立为王，称王而不再称侯。但这并不意味着侯爵地位的消失，而是“王”与“君”之间出现了一个空缺，便有人开始获得“侯爵”这一头衔。然而，战国时期的侯爵，封赏非常严格。很多名将，比如白起、王翦父子，虽有赫赫战功，甚至灭国建功，却仍未得到“侯爵”封号。只有在他们屡建奇功后，才获得了徒有虚名的“侯爵”。可见，获得侯爵并非易事，权力的授予极为严格。
那么，嫪毐作为一个普通的“寺人”，为何能获得如此崇高的爵位呢？他显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甚至只是因举报长安君的背叛而获得了一些政治资本。然而，政治背后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要追溯到赵太后的策划。赵太后在宫廷中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源，她的目标是通过扶持嫪毐来牵制当时的权臣吕不韦。
当时，秦朝的庙堂内分为三大势力：一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国势力，二是以夏太后为首的韩国势力，三是以赵太后为主的外戚势力。在这种背景下，赵太后虽然拥有监国太后的名号，却因权力较弱，无法与吕不韦抗衡。吕不韦的政治才能使得他一度在秦朝中独树一帜，掌控大权。赵太后在此时，发现自己无法单打独斗，于是选择了以嫪毐为棋子，利用他的存在来牵制吕不韦。
虽然嫪毐只是赵太后的“面首”，在秦朝的后宫文化中，类似的关系并不鲜见，只要不显山露水，大家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嫪毐却被赵太后推向了政治前台，封为侯爵，成为了政治博弈中的一颗棋子。而此时的嬴政，虽然也有亲政的雄心，但由于赵太后和吕不韦的权力纠葛，嬴政始终未能突破阻碍。然而，赵太后与吕不韦之间的裂痕，反而为嬴政提供了机会。
嬴政选择默许嫪毐被封为侯，并且通过这一举措，使得嫪毐逐渐膨胀的权力成为了未来清除吕不韦的有利因素。因为嫪毐出自吕不韦的推荐，若日后嫪毐犯事，追根溯源，必然牵扯到吕不韦，从而为嬴政提供了一个打击吕不韦的机会。如此一来，嬴政借着赵太后与吕不韦的对立，在权力的斗争中谋得了一线生机，最终为自己日后的亲政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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